1919年5月4日，五四运动爆发，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。在这场运动中，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被指责为“卖国贼”，引发公众的愤怒与谴责。
当时，爱国学生们对中国代表团的不满达到了顶点，他们愤怒地发现，代表团不仅没有取消“二十一条”，反而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。将这股愤怒发泄到某个人身上，曹汝霖自然成为了目标，尤其是在袁世凯当上“大总统”后，他作为外交部次长，恰如火山口上的人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指责。
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说是从赵家楼的一把大火开始的，而作为直接参与者的曹汝霖，心中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，他曾卷入过一起涉及两名女性与一名男性的特别案件。
展开剩余83%在大家印象中，古代的审判常常伴随着鼓声与公堂之上的威严。然而，当曹汝霖成为第一个拿到律师证书的人时，审判的方式已有了巨大的改变，不再是“青天老爷”独裁一言而决的时代，法律开始体现为为无辜者辩护的利器。
曹汝霖于1877年出生于上海，他的偶像是清末杰出的法律改革者伍廷芳——这位教授于英国林肯法学院的法律改革家，在1912年首次提出“律师可以出庭辩护”的理念。尽管这一提案遭到守旧者的疯狂反对，但是已经辞去公职的曹汝霖感受到了时代的召唤，毅然决然报名，成为民国第一位执业律师。
辛亥革命后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，但正义在当时并无出口，许多人对律师这一职业持怀疑态度，甚至袁世凯也质疑曹汝霖为何要甘愿做一名律师。然而，曹汝霖对法庭的热爱与对正义的执着，令他在艰难时刻依然乐在其间。
尽管最初向曹汝霖寻求法律咨询的人寥寥无几，但他处理的每起案件却都令人瞩目且匪夷所思。
首个案件是关于一位太监的离婚案件。案件简单却极为离奇，讲述了一名名叫张静轩的太监，他爱上了一名妓院女子，得知300元便可“赎身”，毫不犹豫地支付了这笔钱。可他未曾告知对方自己有妻子，最终女子程月贞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名义上的“妾”，愤怒之下要求离婚。张静轩试图以“退还赎身银”来结束关系。最终，曹汝霖以法律的公正性与道义，支持了程月贞的诉求，上述案件成为民国时期公开审理的离婚案之一，曹汝霖的名声因此逐渐上升。
第二个案件更是让人瞠目结舌，涉及两名女子与一名男子之间的复杂关系，且该男子在案件过程中意外身亡。这起案件出现在孟秋时期，地点位于江苏宝山，一对姐妹周凤宝和周凤蓉因风流韵事而声名远扬，虽然她们出身并不富裕，但凭借美貌与才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。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姐妹俩遇上了名叫李甲的年轻男子。他在田里工作，恰好听到了她们的欢声笑语，结果被吸引。姐妹花在与李甲的交往中，情不自禁，然而当她们沉浸在欢愉中时，意外却发生了：李甲竟在激情之中失去意识，随后告别了人世。
姐妹俩的罪责令人深思，她们在惊慌失措中逃离现场，然而真相终于浮出水面。两名女子因李甲的死被捕，她们的审讯震惊了所有人。周家姐妹坦言情事，而此案交由含有传统色彩的官员审理，最终她们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。
此案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，最后曹汝霖在听闻后决定出手相助。他通过撰写控诉状，力争还给这两名女子正义，强调她们并未强迫对方，案情的复杂性以及法律的模糊性使得案件的判决成为了焦点。最终，姐妹俩被宣告无罪，曹汝霖因此名声大噪。
不过，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，曹汝霖也被贴上了“卖国贼”的标签。他在1915年曾参与将“二十一条”送往日本公馆，内心却感到愤愤不平——“吾心凄凉”，却无奈于时局的限制。
在五四运动之后，曹汝霖立誓不再介入政治，专注于法律事业，虽日本在抗日战争期间多次试探他，但他始终坚守底线，直至1966年于底特律病逝。虽然关于“卖国贼”的定义并不容易下定论，但“两女性侵一男致死”案件仍是人们长期津津乐道的话题。这个故事启示我们，应该对世事保持警醒，且在是非善恶中保持理智，做出明智的选择，避免走入极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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